在过去500年间,这种关于进步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将越来越多的信任交付给未来。正是这种信任创造了信贷;而信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成长;正因为有成长,我们就更信任未来,也就愿意提供更多的信贷。这种改变并非一夕之间;经济比较像是云霄飞车,而不是热气球。虽然途中起起伏伏,但大方向十分明确。现在全球的信贷如此盛行,不管是政府、工商企业或个人,都能轻松取得大额、长期、低利率的信用贷款,金额远远超过他们现有的收入。
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
亚当·斯密不断强调的是“利润增加时,地主或织工就会雇用更多助手”,而不是说“利润增加时,守财奴就把钱全部藏得死死的,只有算钱的时候才拿出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重点,就在于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应该把利润拿出来,继续投资生产。这样一来,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再重新投入生产,再带来更多的利润,如此不断循环。所谓投资可以分成很多种:扩建工厂、从事科学研究、开发新产品。但不论如何,重点就是要增加产量,转为更多的利润。在新的资本主义教条里,最神圣的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
资本指的是投入生产的各种金钱、物品和资源。而财富指的则是那些埋在地下或是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的金钱、物品和资源。
今天在判断某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时,经济体系是否健全远比天然资源的多寡更为重要。信用评级代表的是国家清偿债务的可能性。 除了纯粹的经济数据外,也会考虑政治、社会甚至文化因素。就算是拥有丰富石油蕴藏量的产油国,如果政府专制、司法腐败,信用评级通常也不高。这么一来,因为难以取得必要资金开发石油资源,很可能这个国家就只能这样坐在金矿上穷困度日。与此相对的是,如果某个国家虽然缺少自然资源,却有自由的政府、和平的环境,以及公正的司法系统,它就可能得到较高的信用评级。这样一来,就能以低廉的代价取得相当的资金,撑起良好的教育体系、发展出蓬勃的全新高科技产业。
经济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信任”,而信任这种东西总是得面对种种的坑蒙拐骗。 光靠着市场本身,并无法避免诈欺、窃盗和暴力的行为。这些事得由政治系统下手,立法禁止欺诈,并用警察、法庭和监狱来执行法律。如果国王或政府行事不力,无法做到适当的市场规范,就会失去信任、使信用缩水,而经济也会衰退。不论是1719年的密西西比泡沫,还是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带来的信用紧缩和经济衰退,都一再提醒着我们这些教训。
如果真的是完全自由的市场,没有国王或神职人员来监督,贪婪的资本家就能够通过垄断或串通来打击劳工。
想要进入这种新伦理所承诺的天堂,条件就是有钱人应该继续贪婪下去,把时间投入赚更多的钱,至于一般大众则是要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热情,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家庭和社群的崩溃 在工业革命之前,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都逃不脱三大传统框架:核心家庭、大家庭,以及当地的密切社群。大多数人在家族企业工作(例如家族的农场,或是家族经营的工作坊),或者也可能在邻居的家族企业工作。这时的家庭除了家庭功能,还要兼顾福利制度、卫生体系、教育系统、建筑产业、劳工工会、退休基金、保险公司、广播、电视、报纸、银行,甚至警察功能。
民族竭尽全力,希望能掩盖自己属于想象的这件事。大多数民族都会声称自己的形成是自然而然、天长地久,说自己是在最初的原生时代,由这片祖国土地和人民的鲜血紧密结合而成。但这通常就是个夸大其词的说法。虽然民族确实有悠久的源头,但因为早期“国家”的角色并不那么重要,所以民族的概念也无关痛痒。例如,中世纪纽伦堡的居民可能多少对德意志民族有些忠诚度,但相较之下,因为照顾自己多数需求的还是家人和当地社群,所以对家人和当地社群的忠诚度自然远远高出许多。另外,就算古代许多民族都曾有辉煌的过去,能够存活到今天的却很少。现有的民族多半是到了工业革命后才出现。
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说是夙夜匪懈,努力说服我们自己和其他数百万人是一伙的,认为我们有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未来。这并不是谎言,而是一场想象。不论是民族还是消费大众,其实都和钱、有限公司和人权相同,是一种“主体间”的现实,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想象之中,但力量却无比巨大。 只要这几百万德国人相信有德意志民族的存在,同样认同德国国徽,同样相信关于德意志民族的虚构故事,同样愿意为了德意志民族牺牲自己的金钱、时间甚至生命,德国世界强权的地位就难以动摇。
战争的成本大幅上升。如果说有个最高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把奖颁给罗伯特·奥本海默以及和他一起研发出原子弹的同事。
今天,财富的形式变成了人力资本、科技知识,以及像是银行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想要抢夺或是占领都相当困难。
如果快乐只受客观条件影响(例如财富、健康和社会关系),要谈快乐的历史也就相对容易。但我们知道快乐有赖于主观的期望之后,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艰巨。对现代人来说,虽然有各种镇静剂和止痛药任我们使用,但我们越来越期望能得到舒适和快感,也越来越不能忍受不便和不适。结果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可能还高于我们的先人。
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快乐的关键就在于生化系统,因此我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处理政治和社会改革、叛乱和意识形态,而是开始全力研究唯一能真正让我们快乐的方法:操纵人类的生化机制。如果我们投入几十亿美元来了解我们的脑部化学,并推出适当的疗法,我们就能在无须发动任何革命的情况下,让人过得远比以前的人快乐。举例来说,百忧解(Prozac)之所以让人不再沮丧,靠的就不是对任何体制的改革,而只是提高血清素的浓度。
讲到这套生物学理论,最能抓到精髓的就是著名的新世纪(New Age)口号:“快乐来自内心。”金钱、社会地位、整形手术、豪宅、握有大权的职位,这些都不会给你带来快乐。想要有长期的快乐,只能靠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
调查结果让我们知道,快乐不只是“愉快的时刻多于痛苦的时刻”这么简单。相反,快乐要看的是某人生命的整体;生命整体有意义、有价值,就能得到快乐。快乐还有重要的认知和道德成分。
从我们所知的纯粹科学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命本来就完全没有意义。人类只是在没有特定目标的演化过程中,盲目产生的结果。人类的行动没有什么神圣的整体计划,而且如果整个地球明天早上就爆炸消失,整个宇宙很可能还是一样这么继续运行下“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不能排除掉人类主观的因素。但这也就是说,我们对生活所赋予的任何意义,其实都只是错觉。不管是中世纪那种超脱凡世的生活意义,或是现代人文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上都完全相同,没有高下之别。像是可能有科学家觉得自己增加了人类的知识,所以他的生命有意义;有士兵觉得他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他的生命有意义。不论是创业者想要开新公司,或是中世纪的人想要读经、参与圣战、兴建新庙,他们从中感受到的意义,都只是错觉与幻想。
这么说来,所谓的快乐,很可能只是让个人对意义的错觉和现行的集体错觉达成同步而已。只要我自己的想法能和身边的人的想法达成一致,我就能说服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而且也能从这个信念中得到快乐。
这个结论听起来似乎很叫人难过。难道快乐真的就只是种自我的欺骗吗?
不管是圣保罗或是圣奥古斯丁都心知肚明,如果让人自己选择的话,大多数人都宁愿把时间用来做爱,而不是向上帝祈祷。这种选择绝对是顺从你的渴望,但这意思是想要快乐就该去做爱吗?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可绝对不会这么说。对他们而言,这只证明了人类本来就有罪,而且容易受到撒旦的诱惑。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都多多少少沉溺在类似海洛因成瘾的情境里。假设有个心理学家,想调查吸毒者的快乐指数。经过调查之后,他发现这些吸毒者全部志同道合,所有人都说在吸毒的时候最快乐了。请问这位心理学家是不是该发表一份文件,告诉大家想快乐就该去吸毒?
佛教认为,快乐既不是主观感受到愉悦,也不是主观觉得生命有意义,反而是在于放下追求主观感受这件事。
苦真正的根源就在于“追求”主观感受这件事,不管追求的是什么,都会让人陷入持续的紧张、困惑和不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