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心态的流变、影响与出路
面子心态的流变、影响与出路
面子是在中国关系式社会中孕育而出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机制。以价值规范为基础的羞耻属性和以利益为基础的竞争属性是其两种基本属性。前者是社会秩序的保证，后者是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一个社会的有序、持续发展，两者缺一不可。人口流动是传统面子观发生流变与新面子观形成的主要力量。面子心态的流变过程，是以财富为基础的竞争性面子支配以价值规范为基础的羞耻性面子的脱嵌过程。面子竞争属性的释放为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驱力，但是也造成了价值规范缺乏、社会失范的不良后果。让面子的竞争属性重新嵌入面子的羞耻属性，使两者相互融合，是培育面子心态的正确方向，也是实现社会有序发展且保有持续发展动力的社会心理基础。
面子：关系社会中的心理机制
面子是在中国关系式社会中孕育而出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机制。基于本土社会与本土文化的特征，华人社会科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是关系取向（本位）的社会。这里的“关系”是与“个体性”平行的概念，它们从根本上将社会区分为关系社会与个体社会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运行逻辑。
在关系社会中，没有独立个体的存在，每一个体都处在一个或多个关系圈中，无论是个体的生存法则，还是内部心理世界的“本体性安全感”，都以关系为基础。脱离了关系圈，就没有了彼此，个体会陷入生存困境，同时会失去生活的意义。而如何让自己在所属关系圈中有价值、有意义也就成为个体的追寻目标，个体的生活追求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关系圈，是活给他人看的，他人的评价对自我认同和肯定至关重要。这说明了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人情式关系，讲究做事要合情合理，留面子，即关系的运作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寻求互惠的最优化。这种为他人而活，而且要活出意义、活出价值、得到肯定的心理就是面子心理的一种面向。另外，在关系圈中个体价值的大小，决定了个体在关系圈中的地位高低、话语权的大小。具体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人的一言一行都是根据对自身在关系圈中所处位置的考量和评估做出的，都要受到“关系”的规制。关系规制的本质是权力，权力越大就意味着受关系规制越弱，建立和调动关系的能力越大，在关系中的地位就越高，而这样的人才有面子。关系的建立是在推动“面”的作用，“面”推动起来了，事情也就好办了。所以关系地位，即权力，是面子的另一个面向。
由此可以看出，关系社会从两方面催生了“面子”心理的产生：一是关系社会对独立个体的抹杀，面子就是要活给他人看；二是关系社会的“权力”属性，即关系社会中没有“权力”就无法调动关系行事，在关系社会中必须要有面子。
如果关系社会是面子心理的催生力量，那么儒家伦理则是面子心理持久有效和不断内化的强化剂，并且它使面子具有了羞耻属性以及维持秩序的功能。儒家伦理是从关系社会的现实中提炼并深化出来的一套“礼”，强调通过礼的学习、内化，完善自身，进一步达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和谐。“礼”是围绕人与人之间关系展开的，就是要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尊卑亲疏秩序，其准则是“三纲五常”。孔子曰：“不知礼，无以立”，“礼以行之”。也就是说，礼是一个人立足之基础、行为之规范，失礼意味着“失范”、丢脸，并失去他人的尊重和支持，使其无法在关系网中立足。而“面子概念即代表个人行为如何符合特定社会规范，以及因此所获的社会支持”。因此，在儒家伦理体系中，有面子的人主要有两种：一是尊者，有声望之人。他们在礼方面造诣较深，在社会关系中知礼、达礼，能够以德服人。二是长者，有权力之人，即“三纲”中的“君”“父”“夫”。儒家伦理是一套维系关系社会运行的规范体系，强化了面子在关系社会中的地位。 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所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饰后表现出来的认同性的心理和行为；而面子是个体透过对做出‘脸’的行为后的自我评价，判定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脸”是达成“面”的手段，而“面子”是脸的结果。面子是指个体通过整饰性的心理与行为，赢得某一社会圈认同后，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心理地位。 面子的五大特征： 一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它只有依托关系圈和社会圈才能存在，才有意义。面子是在所处关系圈的认同中形成的，面子形成后也是通过关系圈体现的。 二是要得到某一社会圈的共同认同。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认同标准的问题。不同时空场域的认同标准不同，可能是权力，可能是财富，可能是声望，也可能是三者的综合或其他因素。其次是如何被认同的问题。即根据所在社会圈的认同标准，进行心理和行为上的努力和整饰。 三是向外性。从最初“争”面子到最终“有”面子，个体的面子心态都是面向自己的关系圈的，即希望自己的面子能够在关系圈中发挥效力。 四是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地位。面子是彼此之间对各自所具有的关系影响力的心理考量。所以，面子有大小，面子大意味着较高的心理地位，面子小意味着心理地位较低。 五是面子有两种基本属性：一是羞耻属性；二是竞争属性。这两种属性是面子对现实社会运行和发展影响最大的特征。羞耻属性主要与道德性的面子有关，是一个人在关系圈中的立足之本，主要是指当个体违背社会圈中的习俗、常规时，被视为一种羞耻行为，会遭到圈中人的鄙夷和排斥，后果非常严重。因此，面子的羞耻属性注重向内，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使其符合日常伦理要求，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尤其表现在传统熟人社会中。竞争属性主要与“社会性的面子”有关，注重向外，即有无面子、面子大小决定了一个人在其关系网中的话语权。 生活在关系圈中，人们为了获得更大的面子、更高的权力以及心理地位，会不断经营自身的社会资源，形成一种竞争生态。因此，面子的竞争属性是一种独特的内驱力，它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持续快速发展的内发动力。 虽说面子普遍存在于各社会阶层中，但是，不同阶层所具有的面子属性是不同的。总体来看，在传统熟人社会中，由于生活在固定的生存场域中，这种固态的场域使人们不顾面子、打破规范的代价非常大。所以，普通大众更注重面子的羞耻属性，如何维护自身的形象以达到关系伦理的要求是人们行为的支配逻辑。当然，这不是说普通大众的面子没有竞争属性，他们彼此之间也会围绕地位、声望相互竞争，只不过此时的竞争属性位于从属地位，嵌于羞耻属性之中，其支配行为的力量偏弱，受羞耻属性的压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受客观竞争条件、竞争内容、竞争利益的限制，使得面子的竞争属性没有太多的施展空间和意义。但是，羞耻属性对竞争属性的压制，使社会更加稳定，每个人都按既定的规范行事，维护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秩序。而在拥有权力的社会圈层中，面子的竞争属性往往会压制羞耻属性，对行为起主导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掌权者的生态圈中，面子竞争的收益更大。争面子就是争权力、争关系、争地位，不争与争失败者往往会出局，甚至有生命危险。因此，就形成一种“恶性”的面子竞争生态，即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竞争，违背面子羞耻属性的竞争。当然，传统社会中人们的面子观是以羞耻属性为主、竞争属性为辅，两者是相互融合的，这也是传统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当改革开放引领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时，是对面子竞争属性的彻底激发。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固态社会，人口出现流动，这一方面解放了人的思想，增强了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追逐利益成为社会的主基调。在全社会范围内，出现了面子的羞耻属性不断式微、竞争属性不断加强、两者脱嵌的局面。
人口流动与面子属性的脱嵌
现代化转型下面子心态的流变过程，是面子的竞争属性与羞耻属性脱嵌的过程，即以财富为基础的竞争性面子脱离以价值规范为基础的羞耻性面子并逐渐支配后者的过程。面子内涵以及获取方式的流变主要与其存在土壤的嬗变有关，即与熟人社会下的情感式关系的改变有关，而这一嬗变主要源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引入所引发的现代化转型。市场转型使国家放松了对社会生活的管控，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并最终促成了社会人口的大迁移、大流动。人口流动对传统面子心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和伦理价值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流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瓦解力量”，赋予现代要素瓦解传统要素的力量。有学者形象地将其比作“流体”、“熔炉”，认为在它前面的障碍物，或被绕过或被溶解，对静止的物体，它们将打开一个缺口，渗透着前进。总之，在它的作用下，一切传统的、固态的制度、关系和习惯终会被消解、重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逐渐从“固态社会”向“流动社会”转型，城乡之间、发达城市与落后城市之间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加入流动大军，有学者将之称为中国农民的第三次伟大创造。面子心态是一种传统固态社会运作逻辑的产物，现代人口流动持续不断地冲击着传统面子观存在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和心理基础。传统乡土关系作为面子心态存在的社会基础，当人口开始流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时，其命运则不断被侵蚀、式微和转型。首先，人口流动使村民减弱并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以土地为核心的互助关系模式率先受到冲击。其次，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面子心态存在的经济基础。流动使务工收入代替农业收入成为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伴随着收入的极大增长，家庭乃至家庭内部个人的经济独立性不断增加，家庭事务的解决所依靠的关系圈不断缩小，“麻烦邻里”、“欠人情”成为人们生活的大忌，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互惠关系进一步弱化。再次，流动让人们体验和学会了市场社会中的处事哲学，即有钱是被看得起、被尊重的基础。由此，个人利益被激发，原有的维系关系的儒家人情法则效力大减，利益成为关系运行的第一准则。至此，流动中的人们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和城市体验，使传统面子观赖以存在的以互惠情感为基础的乡土关系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是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向“社会”的转型。 但是，人口流动对面子心态的存在基础的冲击非但没有消解人们的面子心态，人们“要面子”与“争面子”的心态反而更强了。这主要是因为在流动、开放的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遇事能得以妥善解决成为生活的法则，有面子也就成为这一法则的重要基础。生活在人口流动下形成的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中，面子对个体发展更重要了，只有有面子的人才能相互攀附，互相给面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获取发展资源的渠道。这形成一种排外的关系网，通过关系网，彼此之间可以利用各自的资源达成更大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市场转型下的人口流动造成传统面子观的流变和新面子观的形成。之所以说它是新面子观，主要是因为其抽象层面的核心内涵没有变，它还是一种存在于关系中的心理地位，只是其具体内容、认同标准、获取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都已与传统的面子心态大不相同。
在传统社会中，决定一个人是否有面子以及面子大小的基本标准是道德考量，声望对一个人赢得面子非常重要，其他标准，如经济标准、政治标准等都是辅助标准。财富欲成就一个人的面子，还需加入某种道德考量，即既要取之有道，又要回馈社会。然而，在市场化引领的社会转型中，形成了一个利益社会，声望在有面子和争面子中的重要性下降，财富地位迅速上升，财富和政治权力成为新时期有面子和获得面子的重要砝码。这一方面造成在面子获得的过程中，他人的评价和认同作用的弱化。也就是说，声望性、情感性面子是在他人的认同下形成的，而财富性、权力性面子只需自身不断获取财富、争取权力就可获得。另一方面，面子的分享性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传统面子观是基于血缘/地缘与相关的人共享为特征的，新面子观突破了血缘、地缘的限制，利益成为面子共享的基础，给面子主要看是否对自身利益积累有帮助，即使有血缘、地缘关系，但是没有利益回报，也很难让人给面子。 面子内涵的变化直接影响的是争面子的方式、手段。与通过道德修养来获取面子的传统方式不同，努力扩大自身的财富积累，提升权力地位，成为一个人在其所属关系网络中让自己有面子的主要方式。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自上而下，无人不时时刻刻、不顾一切地扩大财富积累，提升权力地位，以使自己在所属关系圈中有面子、有地位，俨然形成了一种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的全国局面。现代化力量使以财富为基础的面子的竞争属性成为人们的支配心理和行为原则，而羞耻属性弱化了。原本嵌于羞耻属性中的竞争属性实现了脱嵌，竞争属性为主导的新面子观已然成为当下人们的普遍心态，引发了人们行动逻辑的改变，并改变了社会运行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奇迹”发生的真正内驱力。
面子心态流变的社会影响
生活中新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重塑人际关系、交换、制度和仪式中的文化；同时这些新价值观也在人们内在的主观世界形成一场重构运动并反过来撼动和迫使外在的社会世界向某种新的方向发展。传统面子观与市场转型结合形成的新面子观会对社会秩序、社会发展动力以及社会未来走向发生重要影响，当然其影响主要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只看到了面子的负面影响，没有看到它的正向功能。
首先，在积极影响方面，新面子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内驱力。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中国奇迹”为世界震惊，令中国人重拾自信。因此，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总结奇迹背后的可能力量，主要包括体制因素、主体因素、文化因素，这些因素都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因素都是外在力量，不是内在动力，外在力量需要有内在动力的支撑才能发挥作用。面子心态这一中国人所具有的独特的、根本性的内在发展动力被忽略了。它的独特性不容多言，前面已有论述，其根本性主要是指它是中国人内心普遍存有的持续寻求进步和突破的内动力，它使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种自愿的“竞争发展锦标赛”。不同于政治锦标赛，需要自上而下制定目标、下达任务并有计划的做出调整，基于个体面子的生活发展锦标赛是“全自动的”甚至是“无意识的”。锦标赛的目标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会不自觉地让人们有“我要过的比别人更好，更有面子”的心态。所以，基于个体面子的锦标赛具有自愿发展的持续性和不断强化性。它之所以是中国人展开发展竞争的内动力主要源于面子的竞争属性，就是“要看起来风光，活着给其他人看”，因为在意他人心目中的“我”，人们自然就会与其他人比高低。当面子的竞争属性以其惯性进入市场化社会后会形成扩张势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个体竞争提供了平台，而面子的竞争属性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产生一种竞争心态与市场社会相结合的“叠加优势”。全国自上而下围绕财富获取、个人发展展开竞争，释放出巨大的发展能量，而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快速崛起的内在动力。
其次，消极影响方面。传统面子观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依靠其羞耻属性维系社会秩序。传统面子观的核心标准是要求人的行为符合以“礼”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否则会丢脸，无法在关系圈中立足。在华人社会，面子代表了一整套的行为互动法则和社会控制机制，贯穿了个体社会化的全过程。基于羞耻感的作用，面子成为一种有效的惩罚机制，以他律的形式约束着个体的行为。因此，它能对人们的不当行为起到抑制作用，维系熟人社会的正常运行。但是，随着传统面子观的流变、新面子观的形成，面子的羞耻属性不再如此重要，它逐渐屈服于以财富利益为目标的竞争属性，财富的重要性压倒人格、地位和名望，成为人们最关心的利益诉求。人们“原本加诸财富之上的道德标准逐渐被剥离，以至于人们只看重财富本身，而不问它是否以恰当的方式获得，更不问财富拥有者是否具有回馈社会的意愿和行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成为社会常态，人们为了获得面子，不惜打破道德、社会规范获取财富，这成为当下社会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论与讨论
面子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资源，依托于关系取向的社会而存在，是社会个体通过印象整饰获得的心理地位。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面子的表现内容、目标以及争面子的方式不同，对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影响则不同。在市场引领的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社会的最大改变是由一个固态社会变为一个流动社会，致使面子的两种基本属性的脱嵌和对立，以利益竞争为基础的面子观压制了传统的价值理性的面子观。以利益竞争为基础的面子观，一方面为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普遍、持续、不断强化的内驱力；另一方面，工具性的面子观也成为当前社会失范、功利性加重的重要原因。
如何让面子文化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挥其优势，规避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让已被市场社会充分激发的面子的竞争属性重新嵌入到其道德属性中，使面子能够将以价值规范为基础的羞耻属性与以利益为基础的竞争属性融于一体。如此，有助于重新找回现代化转型中缺失的价值理念，既能够稳定社会秩序，又保证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使面子心态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转型。 来源 脱嵌与融合：面子心态的流变、影响与出路